【緬懷】何魯麗：以身報國 堅定地跟共產黨走         2022年03月24日08:54

著名的社會活動家，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杰出領導人，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朋友，第九屆、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八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第八屆、九屆、十屆中央委員會主席何魯麗同志，因病于2022年3月19日0時4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8歲。

今天，“統戰新語”刊發何魯麗同志2017年撰寫的文章，以此緬懷她作為民主黨派領導人以身報國信念和參政興國情懷。

 

我出生于1934年，今年83歲了。用時髦的話說，也是一名“80后”。回首這八十多年光陰，我當過醫生、政府公務員、民革領導、國家領導人，見證了國家的發展、社會的進步、時代的變革，人生的經歷讓我感觸頗多。作為一名黨外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成員，我深刻感到是共產黨和人民培養教育了我，是多黨合作事業的不斷發展鍛煉成就了我。

 

深受父親家國情懷影響

我的父親何思源早年曾赴美國、德國、法國留學。1919年5月4日，他參加了天安門廣場上“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集會游行，并參與了火燒趙家樓的壯舉。參加“五四”運動對父親一生影響至深，幾十年后，我與父親路過趙家樓舊址，父親還為我指點歷史遺跡，我們父女倆的心情都很激動。

1919年至1926年，父親留學歐、美，攻讀哲學和經濟，不但著成《國際經濟政策》一書，還遇到了我的法國籍母親——宜文妮·詹姆斯，中文名何宜文。

父母于1928年在上海結婚。也就是這一年，時任中山大學教授、經濟系主任、法學院院長的父親，由于戴季陶的推薦，被蔣介石任命為國民革命軍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主任，隨著北伐軍進軍山東，隨即被任命為山東省教育廳廳長。1937年七七事變后，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華北日軍長驅南下，兵臨黃河而欲取濟南。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不發一槍放棄濟南，退到泰安，隨后又逃到魯西南。在這個緊要關頭，學者出身、身為文官的父親臨危受命，毅然出任魯北行署主任，組織游擊隊，與日本侵略軍在魯北平原上打起了游擊戰，成了日本人在山東的眼中釘、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

1940年12月，我7歲。日本憲兵隊得知母親和我們兄妹四人匿居在天津意大利租界，便將我們逮捕押解至山東，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人質事件。我們害怕極了，母親安慰說不要怕，父親一定會救我們的。后來得知，日軍以殺死我們脅迫父親，同時以高官厚祿利誘，妄圖使父親投降。我父親大義凜然，一邊通電國際社會，嚴厲譴責日本濫捕無辜，同時又出人意料地進行反人質斗爭。在強大的國際輿論壓力下，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被迫把我們送回天津。

1944年11月，父親被任命為山東省政府主席，1946年11月又調任北平市市長。任內，由于同情北平學生“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的民主運動，不滿于蔣政權的日益腐敗，于1948年6月被免去市長職務。被免職后，他拒絕了國民黨的其他任命。1949年1月，人民解放軍包圍北平，父親沒有去臺灣，而是積極為北平的和平解放奔走呼號，被華北七省市議會推舉為和平談判首席代表。為此，蔣介石下令軍統局對父親實施暗殺計劃，我們家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1947年，何魯麗（左一）與家人在中南海西花廳（時北平市政府住宅）合影

1949年1月17日深夜，國民黨特務在我家放置的炸彈爆炸了兩顆，奪去了我妹妹魯美的生命，全家一死五傷。14歲的我頭部也受了傷，那幕慘劇使我永生難忘。但國民黨的炸彈沒有嚇倒父親。第二天，他不顧傷痛和失去幼女的悲哀，按照規定時間，率和談代表團出城同解放軍代表洽談，不負北平人民的重托。從此，他毅然選擇了跟共產黨走。新中國成立后，父親滿腔熱情投入工作，先后任人民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編輯，全國政協文史專員。自1954年起，他歷任二、三、四、五屆全國政協委員和民革中央委員。父親先后出版著作和譯著幾十部，為我們留下了珍貴的歷史資料，被人們譽為愛國民主人士、教育家、社會活動家。

除了在抗戰時期離開過父親5年時間外，我基本上都與父親在一起生活。父親對我們教育十分嚴格，從小教我們學習英文、法文，讓我堅持讀書，寒假也要去上外語學校，雖然當時覺得不近人情，卻讓我養成了愛讀書、好學習的受益一生的習慣。父親教育我們要真誠待人，豁達樂觀，他常說“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我尊敬父親，愛父親，深受父親一介書生卻以天下為己任的家國情懷影響。幼年的經歷，也讓我深刻體會到國難當頭的苦悶憤慨和抵御外侮的艱苦卓絕，明白了國民黨反動獨裁統治注定要失去人心、被歷史淘汰，而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后來的從政經歷和政治操守，我也深受父輩和這段經歷影響，那就是：以身報國，堅定地跟共產黨走。

在角色變換中不斷進步

我出生在濟南，初中二年級時隨父親移居北平，先后在北京第一女子中學、北京大學醫預科、北京醫學院學習。1957年，我從北京醫學院畢業，進入到北京兒童醫院工作，后又到北京第二醫院參與創辦小兒科。長期的臨床實踐，加上不斷鉆研，我在小兒內分泌、小兒成長障礙等方面逐漸取得了一些成就。當了27年兒科醫生的我，對“醫者仁心”有了更深的感悟。每當看到病床上一個個小生命經過我們的救治轉危為安時，心里總是充滿了幸福感。

1984年，北京市各區縣政府改選，提出干部要知識化、專業化、年輕化，領導班子要配備黨外人士和女性知識分子。就這樣，49歲的我脫下了白大褂，走上北京市西城區副區長這個陌生而全新的崗位。記得剛上任，我乘公共汽車去上班，竟然找不到區政府的大門。最初批示文件，我還像醫生開處方那樣，把自己的名字簽在右下角。但是，我知道這個新的崗位的意義，只能干好，不能干糟。我要對黨和人民交予的新使命高度負責，憑著多年從醫練就的嚴謹、務實，還有來自百姓、為了百姓的樸實情愫，我很快就進入了副區長的角色。在分管的科技、外事、市容、衛生、計劃生育和民政等各部門的工作中，我都兢兢業業。我注重抓了與京城老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事情。例如，根據當時大量知青返城的情況，辦起了北京市第一所新婚學校、第一所孕婦學校，整修了區內一大批公共廁所。

1988年，在北京市第九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的差額選舉中，我當選為北京市政府副市長。42年前，我的父親何思源曾出任北平市長。有人說這是“歷史巧合”，但我當選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國共產黨和政府的選人用人政策不斷與時俱進，愈加重視包括民主黨派成員在內的黨外知識分子，這也是組織和人民對我此前從政表現的信任和認可。1993年，在北京市第十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我再次當選副市長。在我分管文教衛生等工作期間，北京市連續3年榮獲“全國十佳衛生城市”稱號，我也兩次被評為“十佳衛生城市市長”。在政府任職期間，我接觸了許許多多的基層干部和群眾，他們的智慧，給我啟發，使我受益；他們的工作精神和積極性、創造性，督促、推動我不斷進步。

1986年4月，我加入民革，開始了與民革、與多黨合作事業的正式結緣。其實，說起民革和民主黨派，我并不陌生，還帶著天然的親切感。父親是原國民黨人士，后加入民革，曾任全國政協委員、民革中央委員，我在政府工作中也與民主黨派成員多有接觸。隨著兼任民革北京市委會副主委，對民革工作和政黨制度的認識理解也不斷加深。1988年底，在民革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我當選為民革中央副主席。

1995年3月，何魯麗（前排左二）到北京市宣武區牛街向穆斯林群眾祝賀開齋節

2000年12月31日23時59分，何魯麗（左二）為誕生于新世紀到來之時的北京市第一對雙胞胎接生

在角色變換中，我也不斷地學習成長。1996年11月11日，在民革八屆五中全會上，我被選舉為民革中央主席。肩負著民革全黨同志的重托，我深感責任重大，使命光榮。也就是在這次會議上，我向全黨提出了“把一個什么樣的民革帶入21世紀”的問題。

多年以后，我再回過頭去看這個問題，它確實切中了關鍵和要害。它的含義就是，民革作為參政黨，首先必須政治上堅定清醒，制度上健全完備，組織上富有活力和凝聚力，如此才能談得上在國家的政治生活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所以，這個問題就是加強自身建設的問題，解決了這個問題，其他問題也都將迎刃而解。

西柏坡重溫“五一口號”

民革是1948年元旦在香港宣布成立的。響應中共中央“五一口號”，參加新政協，確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是民革歷史上的一個重大轉折。

1998年9月，在紀念中共中央“五一口號”發布五十周年之際，我和各民主黨派新老領導齊聚革命圣地西柏坡，重溫當年的重要歷史。1948年，西柏坡這個太行山麓的小山村，作為中共中央進入北平、解放全中國的最后一個農村指揮所，成為祖國的心臟。5月，中共中央在此發布“五一口號”，得到了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的熱烈響應。回望這段歷史，我們仍能從中得到深刻的教育和啟示。

民革，是一個重傳統、講傳承的參政黨，這一點我體會尤深。初到民革中央工作時，我是最年輕的副主席，朱學范、屈武、彭清源、賈亦斌等民革老前輩、老領導通過言傳身教，給予了我大力幫助和無私關懷。他們的高風亮節、政治堅定、民革感情、工作熱情，讓我十分受益，都值得我深入學習，認真實踐。

1999年12月，民革中央宣傳部編輯出版了《報國盡此心——民革領導人傳》一書。該書收錄了29位民革前輩的傳記，令我深為民革前輩們的追求、奮斗和奉獻精神所感動。首發式上，我以《報國盡此心 傳統永相傳》為題，把民革前輩的光榮傳統總結為五個方面，即：接受和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的傳統，愛國的傳統，無私奉獻的傳統，努力學習、自我教育的傳統，團結的傳統。

民革中央原主席朱學范曾說過：“在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這一點上，民革不允許有不同的聲音。”半個多世紀以來，不管經過多大風、多大浪，民革從來沒有動搖過對共產黨的信任和信心，一直堅定地依靠共產黨的領導，擁護共產黨的領導。

擔任民革中央主席期間，每逢參加高層協商、黨外人士座談會等，我在發言中都會強調要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我始終認為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絕不是空話套話，這是民革和共產黨合作共事的政治基礎，是民革的歷史選擇和光榮傳統，是民革老一輩領導人的政治交代，是民革立黨之本。因此，搞好政治交接，核心就是堅定不移地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決不動搖。

我曾主持了三次民革的換屆工作，愈加感到，換屆不是簡單的新老交替，其實質和核心是要搞好政治交接，使民革的事業薪火相傳、后繼有人，把老一輩領導同志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傳統、信心和決心傳承下去，保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得到更好的堅持和完善。

當年，我的父親沒有追隨國民黨去臺灣，他一直渴盼著兩岸和平發展，祖國早日統一。民革作為參政黨，一直以來都把促進海峽兩岸經濟文化交流、促進祖國和平統一作為自身的重點工作。民革中央在2000年全國政協九屆三次會議上，以“第 0232號提案”的形式，提出了關于盡快制定“反分裂國家行為法”的建議。2005年3月14日，十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表決通過了《反分裂國家法》。這是中國首次以法律形式采取的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的重大舉措。我當時特別激動，不僅是因為我見證了這一過程，更是因為民革等各界人士的努力推動，大家共同催生了這部“反獨促統”的法律。

2006年3月16日，何魯麗獲得法國國家榮譽勛位軍官勛章

多年來，無論身在哪個崗位，我都牢記自己來自人民，服務人民，要深入實際，聽真話，講真話，獻真招。凡是開展調研、執法檢查時，每到一地，我們都不滿足于會議上聽聽匯報，見見地方領導，而是務必深入基層，到車間、里弄、村民小組和農戶家中，與居民、工人、農民聊聊家常，在一問一答之中，眼看耳聽之際，真實情況和第一手的資料就都得到了。

2001年11月，何魯麗（右）在北京會見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執行主任皮奧特博士

作為女性，我一直特別關注有關婦女的問題，由于我的工作經歷，我也對教育、衛生、大病致貧的救助、精神文明建設等方面的問題給予關注。工作期間，我每天都會收到大量群眾來信。比如湖南省人大代表陳健教授給我寫了一封求救的信，是請求幫助一個11歲患有先天性心臟病、家境貧寒、無錢治病的女孩。我收到這封信后，立即把信轉給了湖南省人大常委會，建議他們請衛生系統、民政、紅十字會或慈善機構從社會援助的幾個方面一起解決，此事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湖南省紅十字會還牽頭建立了貧困兒童大病救助基金。像這樣的情況，社會上還有很多，一個個案的解決，不是我們要達到的目標，我們要考慮如何從機制層面加以推動解決，比如一方面推進農村合作醫療，一方面成立兒童醫療互助基金，從更廣的角度調查研究，以建立和健全能覆蓋全國的社會救助網絡。1995年9月，聯合國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召開。189個國家的政府代表團、聯合國系統及非政府組織代表15000多人齊聚北京出席會議。我作為全國婦聯副主席、北京市副市長及組委會負責人之一，參與了整個會議的籌備工作，并作為中國代表團副團長出席會議。這次大會后來被稱為是世界婦女事業發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也是維護社會公正、推進各國社會發展的重要舉措，在世界各國女性中引起了強烈反響，也充分展示了我國婦女事業的成就。

 

中國政黨制度有獨特的優越性

2017年是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1997年，中央成立中國政府代表團，出席香港政權交接儀式。代表團具有廣泛代表性，其中包括八個民主黨派的代表。我作為代表團成員，有幸參加和見證了這一民族盛事。

1997年7月1日零時，雄壯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高亢奏響，鮮艷的五星紅旗冉冉升起，我雙眼溢滿淚水，心情萬分激動。那天下著雨，有人說，大雨是沖刷百年的屈辱，但我更覺得這場雨是澆灌香港這片土地，讓她更繁榮更幸福更好發展。

受北京文物專家之托，在交接儀式之前，我還冒著瓢潑大雨，跑到維多利亞灣，裝了一盒土，帶回北京。后來，這些土被倒入北京中山公園社稷壇的五色土中。五色土，寓含了全中國的疆土，要有香港回歸后的土。這也給我留下了一段既忙碌又甜蜜的回憶。

1999年，我再次作為中國政府代表團成員，赴澳門出席澳門政權交接儀式。

參加這兩次重大儀式，讓我認識到中國共產黨對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重視，對民主黨派在國家政治社會發展中重要作用的重視，這也是向世界展示中國政黨制度的優越性。

除了在人大、政協、民革擔任職務外，我還在全國婦聯、中國人口福利基金會、中國人民爭取和平與裁軍協會、中央社會主義學院、中華慈善總會等單位和組織兼任職務。比如，中國人民爭取和平與裁軍協會（簡稱“和裁會”）是中國最大的民間和平組織。這樣的民間交流，在國際交往中往往發揮著獨特的作用。我利用多種場合，從不同角度，向國際社會展示中國人民是愛好和平的人民，展示中國為維護世界和平作出的積極努力和貢獻，同時也向世界介紹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巨大生命力和優越性。

在西方社會，一些政界人士及媒體記者對中國的政黨制度并不是特別了解，甚至存在很大誤解。我在會見外賓或出國訪問時，身體力行地向他們介紹和展示中國政黨制度。讓他們了解，中國八個民主黨派是參政黨，而不是在野黨、反對黨，是執政黨的諍友，參政黨與執政黨是親密無間的合作關系。這就從根本上克服了西方國家兩黨制或多黨制互相攻擊、互相傾軋、爭論不休的弊端，能夠保證集中領導和廣泛民主、充滿活力與富有效率的有機統一。他們了解了中國的政黨制度，進而會發現中國政黨制度的成功實踐，正在為世界政黨政治的發展作出獨特貢獻、提供有益借鑒。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在民革工作的這些年，對我是一個不斷學習鍛煉的過程，也是不斷成長成熟的過程。雖然我已經離開了領導工作崗位，但我一直關注著民革、關注著我國多黨合作事業的發展。

 

來 源｜微信公眾號“統戰新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