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愛國統一戰線是中國共產黨團結海內外全體中華兒女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法寶。”李濟深積極參與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工作,并隨時代潮流不斷與時俱進。梳理李濟深對統一戰線認識的產生和深化過程,從歷史中不斷汲取營養,在奮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戰略階段,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抗戰爆發前李濟深與中國共產黨人的密切合作
李濟深(1885年11月6日-1959年10月9日),曾任黃埔軍校副校長,北伐戰爭期間,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謀長,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要創始人、領導人之一,是抗日、民主、團結的愛國人士,更是中國共產黨親密合作的戰友。
國共第一次合作建立起了革命統一戰線。盡管大革命后期國共兩黨合作失敗,但在此統一戰線過程中,眾多國民黨人士了解到了共產主義,接觸到了共產黨人的革命風采。李濟深正是在此時了解到中國共產黨人的高尚品格,為后續與中共聯系與合作做好鋪墊。
這一時期,受家庭環境與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思想啟蒙的影響,李濟深認識到,要想取得革命勝利,就必須團結、組織一切可以團結起來的革命力量去打擊帝國主義列強和封建軍閥的統治,與革命力量聯合的思想愈發占據主導地位。隨著革命的進程,李濟深對統一戰線認識逐漸產生,同時也為后期李濟深與中國共產黨合作做好了鋪墊。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后,民族矛盾上升為國內主要矛盾,中國共產黨積極倡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構建,并付諸實踐,主動團結國民黨集結抗日隊伍。但是國民黨對日本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李濟深的思想在這一時期發生了重要轉變,開始向中國共產黨靠攏。
1933年11月,李濟深等人領導發動了福建事變,李濟深與中國共產黨開啟了合作的抗戰道路。福建事變后,中國共產黨也派潘漢年等人對李濟深進行統戰工作。此后,李濟深愈發堅持探索反蔣救國的革命道路。在華北事變的影響下,1935年7月,李濟深在香港創立了“中華民族革命同盟”,并被推選為同盟會主席,制定同盟的綱領為“聯合各黨各派,一致團結實行抗日”。中華民族革命同盟在香港出版了《大眾時報》《民族陣線》《戰線》等報刊,又在廣州創辦了《在抗戰旗幟下》小型刊物,積極宣傳抗日反蔣。《中華民族革命同盟成立宣言》強調要把國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呼吁各黨派、各民眾團體共同建立抗日反蔣的“聯合戰線”。在1936年6月的“兩廣事變”中,李濟深與中國共產黨代表胡鄂公等長期聯系,積極聯絡各方反蔣勢力。
1936年下半年,由于日本侵華形勢的日益嚴峻,迫切需要國共聯合共抗外敵入侵,因此中國共產黨迅速調整對蔣政策由“反蔣抗日”為“逼蔣抗日”政策,李濟深非常認同中國共產黨的政策轉變,積極加入逼蔣抗日的隊伍之中。同年12月,西安事變發生,李濟深贊同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李濟深向社會各界呼吁反對內戰,并聯合其他愛國人士一起行動促成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他和馮玉祥曾上廬山和蔣介石面談,說蔣如果不立即對日作戰,他們就以政治家地位與蔣對峙;如蔣執行抗戰,他們就以軍人的地位服從蔣的驅策。”李濟深等人的做法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作出了積極貢獻。
這一時期是中國共產黨百年統一戰線思想發展的關鍵時期,也是李濟深對統一戰線認識的質變期。從開始的反對蔣介石專制獨裁統治,到抗日戰爭時期需要聯合蔣介石進行抗日斗爭,李濟深放下個人恩怨,以民族大義為重。
抗戰爆發后李濟深積極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全面抗戰爆發后,李濟深立即發出《快郵代電》:“濟深等雖蠖居草野,目睹毒焰之兇張,早已靡生之可樂,所以痛心疾首,枕戈待旦者有年矣。誓師之日,愿獻微軀,急赴國難,以供驅策。”此時的李濟深已經深刻認識到,如欲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必須依靠全國人民的努力團結與合作,凝結成牢不可破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受中國共產黨團結統一思想熏陶,李濟深多次建議蔣介石要“團結可以團結的力量,不要怕共產黨、不要怕民眾、要利用全國人民的愛國熱情,發動民眾,抗戰前途才有希望。”李濟深指出,只有全國各黨各派的聯合抗戰,才能保障民族、國家及其自身的存在。1940年李濟深發表《“一二·九”五周年紀念勉青年同志》一文,高度認可學生在促進全國聯合抗日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對于中國共產黨制定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李濟深明確表示高度贊同,并以中國共產黨的戰略安排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在實際工作中,李濟深利用自己的特殊關系,在促進國民黨與地方實力派轉化中,為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做了大量工作。
1940年,李濟深調任軍委會桂林辦公廳主任期間,多次幫助愛國進步人士脫離危險。如費盡周折營救張友漁、夏衍等被困的中共黨員并護送到香港。正是因為有李濟深的幫助,很多共產黨員、愛國進步人士都得以安全離開桂林。
全面抗戰時期,李濟深的發表文章所傳達的思想,以及營救愛國進步人士的實踐作為,都是在愛國思想的影響下,接受并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表現。
李濟深曾多次談道:“為了革命救國,我在前進的道路上,迂回曲折地走了幾十年,最后才認識到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真理;只有擁護共產黨才能推翻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的自由平等。但在他生前并沒有達到,不幸抱志以歿。現在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才完成他未竟的事業,而且超過了他的理想。中山先生在天之靈,亦當感到慰藉。我作為中山先生的追隨者,能躬逢其盛,并且承蒙黨和人民給予我很高的榮譽和地位……有生之年,我一定竭盡所能,起一點應起的作用。”
抗戰勝利后以實際行動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抗戰勝利后,和平建國是國內政治的主旋律,蔣介石卻著手開始全面“剿”共,與人民為敵。1947年3月9日,李濟深發表文章《對時局的意見》,抨擊國民黨“逐漸被獨裁專制氣氛所籠罩,于是革命精神,完全喪失,由為民服務,一變而奴役人民;在黨內實在亦無絲毫民主氣息。”
1947年6月,李濟深發表《求生存唯有反內戰》一文,再次呼吁反對內戰,引導各民主黨派、眾多愛國民主人士認清蔣介石反動獨裁的統治本質及危害,同中國共產黨合作,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也是李濟深對統一戰線認識走向成熟的重要時期。這一時期,李濟深最大的貢獻在于聯合國民黨內部的愛國民主進步人士,籌建起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李濟深被推選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民革宣言和綱領指出,要與各民主黨派、進步人士團結協作,鏟除障礙,攜手并進。李濟深的這一主張受到中共中央的肯定,并贊揚其反對蔣介石統治、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主張。
李濟深除了支持共產黨的政策方針外,還積極幫助中國共產黨進行策反軍事活動,這也是民革特殊貢獻之處。李濟深利用自己在軍隊中的影響,積極策反瓦解蔣介石的軍隊,配合中國共產黨的前方戰事,為中國共產黨取得戰爭的全國勝利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如李濟深策反吳化文曾專門叮囑:“不要打中共,遇到中共可把軍隊撤到別的地方去。”當策反經費不足時,李濟深甚至將自己房子出租的租金拿出來作為活動經費。李濟深與中共長期保持密切聯系,在聯共反蔣的過程中與中共走到一起。
李濟深作為具有巨大凝聚力與向心力的民主黨派領袖,一直都是美英等國以及各個反蔣派系拉攏的重要對象。1947年,出任廣東省主席的宋子文邀李濟深聯系其他黨派領袖,商討在廣東建立新政府事宜,與中國共產黨進行談判,走獨立于國民黨和共產黨之外的“第三政府”路線,遭到李濟深的拒絕。1948年,面對國民黨政權崩潰的敗局,美國又派人充當說客,說服李濟深由美國支持其出面組織一個新的政府,與中國共產黨談判“劃江共治”天下,以替代蔣介石政府的腐朽統治,以期阻止中國共產黨實現全國統一的目標。李濟深聽完后,毅然拒絕,指出中國統一才是全體中國人民所殷切期盼的目標,劃江而治是分裂中國的行為,結束內戰,實現統一才是國家的未來。翌年,美國再次派人前來策動,亦被李濟深再次斷然拒絕。李濟深深刻意識到,只有追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才是唯一正確的道路。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五一口號”的發布對李濟深觸動很大。與此同時,毛澤東在寫給李濟深的信中講道:“在目前形勢下,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加強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相互合作,并擬訂民主政府的施政綱領,業已成為必要,時機亦已成熟。”李濟深收到毛澤東的信后,得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政協即將召開,激動不已。5月3日,李濟深立即與在港的民主黨派開展活動,共同商討并實施“五一口號”的內容。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京勝利召開,“在會上,李濟深等44人聯名提出了《請以大會名義急電聯合國否認國民黨反動政府代表案》……這一提案在熱烈的氣氛中獲得全體代表一致通過,交由中央人民政府執行。”這就是著名的“一號提案”。李濟深作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創始人與領導人,指出新中國的建立需要全國各革命階級精誠團結,組成愛國統一戰線,打擊一切反動統治勢力,“為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統一祖國而奮斗,直到他停止了呼吸。”
解放戰爭時期,是李濟深對統一戰線認識逐步成熟的一個階段,經歷了全面抗戰爆發之前的產生、發展,以及全面抗戰爆發后的深化,此時的李濟深對統一戰線認識主要表現為擁護共產黨的政治路線,明確反蔣聯共、接受中共“五一口號”、拒絕“第三政府”、擁護祖國統一。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李濟深亦投身于新中國的各項建設事業當中。1953年11月12日,恰逢孫中山誕辰87周年,李濟深發表了《發揮孫中山先生不斷進步的精神,為貫徹國家過渡時期的總路線而奮斗》一文。其中闡述了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意義、主要內容及主要途徑,表明支持中國共產黨發布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和第一個五年計劃,并號召民革黨員要認真自覺地加強思想改造,效法中山先生,不斷進步,提高自身能力,為實現社會主義總路線提出的遠大目標而努力奮斗。
在新中國各項建設不斷地探索、改革與創新過程中,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思想賡續傳承,李濟深同樣十分重視如何團結廣大人民,堅持人民民主統一路線。李濟深曾說:“當初我們成立民革,是為了團結國民黨內的一切愛國力量,從國民黨內部瓦解并推翻蔣政權。當時的主導思想是不分黨派,只求愛國,廣泛網羅。響應中共‘五一’號召之后,形成了多黨的局面。新中國建立后,出現了新的形勢,我們現在應該統一起來。”對于祖國統一事業,李濟深也一直十分關注臺灣的回歸,經常利用自己特殊身份,為實現祖國統一工作而四處奔波,他對國民黨在臺灣的很多軍政人員都有深入了解,并表示如有需要,愿意隨時深入臺灣,做在臺國民黨人員的思想工作,促進祖國和平統一大業。
(作者單位:河南中醫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